【光明日报·名家·光明人物·追忆】
编者按
还记得2014年那个明媚的京城四月天，春风所至，处处桃李芳华。伴随着弟子们轻声浅唱的生日歌声，当时98周岁的甘惜分先生笑吟吟起身，没等摄影师调试好镜头，就干脆利落地吹灭了跳动的烛焰，举手投足间尽显骨子里的爽快与率直。
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位简单率真的老人，却在一个世纪的风雨沧桑中走出了一条并不简单的人生路途——从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投身戎马，到冒着纷乱炮火成为党的新闻工作者，再到后来步入杏坛传道授业解惑，专注于马克思主义的新闻理论探索。数十载的光阴流转，甘惜分的每个转身都是果敢的。
谁也未曾想到，噩耗来得那么突然。甘惜分，这位著名新闻理论家、新中国新闻学奠基人、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于2016年1月8日22点55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本已写好的文章还未刊出，斯人已逝，深感痛心与愧疚。
这是一篇迟到的文章，谨以此文告慰老先生的在天之灵，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1935年，甘惜分在重庆。
“大禹惜寸君惜分，满园桃李苦耕耘”，对新中国新闻事业与新闻教育的勤勉付出，让甘惜分以“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奠基者”的身份被人铭记；“宁为真理下跪，不向谬论低头”，对真理的孜孜以求与执着坚守，则愈发彰显着一代大家的清亮品德与人格魅力。
如同美酒陈酿，甘惜分的丰富阅历与精深学养，随着岁月的积淀而历久弥香。
头顶耀眼的光环，甘惜分却总是强调，不要把他夸得太过了，不要给他戴各种高帽子，自己真正中意的是被称作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先驱者”和“引路人”。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甘惜分都没有停止过对马克思主义道路的探索和追寻。
探路革命
1916年，甘惜分出生于四川省邻水县的一个穷苦家庭。由于家境贫寒，初中毕业后，年仅16岁的他就不得已辍学，成为一名乡村小学的普通教员。
年轻的甘惜分求知若渴。为了与先进思想保持同步，他倾尽微薄的工资，多方订阅来自上海的进步读物。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与甘惜分邂逅，并在这个历经苦难的年轻人心底触发了强烈的情感共鸣——
“还在山沟里时，我就已经从上海的进步书报里面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那时候上海都是些进步知识分子，比如说李公朴等人。”
如果说进步书报为甘惜分提供了影响深远的价值观启蒙，那么两位重要人物的引导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他的人生选择。其一便是甘的表哥、知名共产党人熊寿祺，彼时已投身革命多年的他，经常以通信的方式教甘惜分学习马克思主义；而另一位便是甘中学时代的老朋友熊复，这位初中毕业后便去上海读书的伙伴，不仅与甘惜分志趣相投，而且也通过书信拓宽了好友的革命视野。
进步书报与良师益友，潜移默化间促成了甘惜分的思想激变，血气方刚的他开始以实际行动“闹革命”。一方面，他团结县城进步青年成立秘密读书会，并在抗战爆发之后将其改组为抗日移动宣传队，以歌曲、话剧等形式宣传抗日救亡；而另一方面，他也在积极支持地方的进步运动。
“1935年华北事变后，全国形势风云突变，华北国土之内竟容不下一张书桌，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在成都，正碰上‘一二·九’运动，我和熊复都参加了。每次回来，如同经受了一次革命洗礼，思想不断提高：家国亡矣！非革命不可！”
然而，那个年代，邻水县还远远算不上是进步青年的理想国。“那个时候连读马克思主义都是很困难的，而且可以说是‘犯规’的。别人会想，‘哟！这个人在看马克思主义！’发现了就会向上级报告。所以学马克思主义就只能偷偷读。”谈起读“禁书”面临的重重风险，甘惜分却格外淡然，甚至连讲述的语调都充满了轻松调侃。
“我到延安的目的就是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为了寻求进一步的思想提升，在熊复的邀请下，甘惜分欣然赴约，踏上了前往革命圣地延安的旅程。
1938年，甘惜分抵达延安，先是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之后很快转到中央马列学院，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专门攻读马列经典著作。
在甘惜分心中，延安是一个由真理和真知搭建起来的圣殿——
“我对马克思主义真正的了解是从延安开始。过去在四川的时候，上海出版的报刊有真有假，编译都是二手货，不一定可靠，但到了延安就不同了，我们认真读原著，像《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反杜林论》《资本论》等，这些书都是经典著作。”
而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讲，延安也是甘惜分革命生涯的真正起点。
1939年夏，党中央把多所学校移往敌后抗日根据地，甘惜分奉命跟抗大一起转移。当时适逢贺龙率领的一二〇师请求抗大派人提高干部的政治素养。就这样，年仅23岁的甘惜分，开始以思想为枪，成长为一名光荣的政治教员。
在一二〇师的高级干部研究班里，甘惜分围绕历史唯物主义侃侃而谈，为教学付出了很大的精力与心血。
1940年，由于战略需要，一二〇师紧急从河北赶回晋西北，甘惜分也随之在晋绥军区安家，此后历任中共晋西地方党校教员、晋绥军区政治部政策研究室研究员。
1943年，甘惜分奉命到塞北军区检查工作，不料遭日寇偷袭，不幸被俘。为了保护随身携带的机密材料，他紧急将文件包埋入地下，即便被日寇严刑拷打，也始终没有透露半个字，党的机密得以保护。
四个月后，甘惜分抓住机会成功逃脱。死里逃生看似是命运的眷顾，然而要捱过这里边的每一关，无一不需要坚定信仰的支撑。
“一生当中，我的第一个转折就是从四川一个偏僻的小县大胆地走向了延安，不学习马克思主义、不参加共产党就没有我这一生，我这一生中第一步跨对了，日后艰苦自学，才能有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