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我高中毕业，班主任推荐我报哈军工或是北京航空学院，但我一心想从事雷达专业，没有听从老师的“招呼”，于是不懂世事的“任性”——跟着班上别的同学报考了北京工业学院（与北航同类的国防性质院校），然而，我这势在必得的第一志愿却被暗中调到邮电科学技术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前身）。事后，“京工”负责招生的亲戚说，根本就没有见到我的报名资料，不过那时升学不兴找亲友的关系，家长也不出面相助。

五十年代，高考分数是不公布的，分数当然有用，但是政治因素为先，重点中学还有知名高校的招生任务。我就是这样有点糊涂地进入大学，“邮科大”的基础课是在北京邮电学院进行，据说曾想六年制，部分同学高年级到莫斯科去留学，很快中苏关系破裂，“邮科大”北京邮电学院合并，58级、59级已定专业保持不变。

人似乎有特别的命运，参加工作后我的首项工作，就是被派往哈军工计算机教研室学习，承担国家通信工程，一干就是一年半，这是后话。

1958年，当年中国举办三所“科技大学”，一个是著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个是中国医学科技大学，还有一个是经聂荣臻副总理批准的邮电科技大学。

邮电部兴办“邮科大”，是为了将以人工服务为主的传统邮电业务发展为先进电子技术支持下的自动化的邮电业。据老师说，法国就没有邮电学院，而是普通大学毕业之后，招收优秀学生学习邮电，相当于研究生。1958年，首届招生120人，1959年在京沪、河北、江苏招生80人。

“邮科大”设电子电路、微波、通信自动控制三个专业，规划中还有数据通信、卫星通信、计算机，那时苏联卫星刚上天，卫星通信已经列入议程。入学后，我们到落成不久的北京电报大楼参观电信新技术展览，了解中国电信发展的走向，也就是我们毕业后几十年的工作内容。

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信封

入学报到，至今耿耿于怀的是接待老师将录取通知收回，不肯给我留下纪念，几十年了，我的录取信封还在，上边有学校的名称红章，已成教育文物。我分配在通信自动控制专业，班号592。老师宣布我为学习委员，因为我的成绩好，至少我的高考数学题目答案全对。可是预定的体委非要与我更换，说是他的嗓子喊不出口令，我虽然很不情愿，也只能同意，因为我也是优秀业余运动员。后来，我们大班5个小班，另外4位体委先后都当了官，只有我仍是老百姓，大约因为我的体委是替补的，不能当真，这又是一个巧合啊。

我们592班入学30人，其中女生8人，邮电学院的工农子弟多，我们专业同样也是农村同学多，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同学多，大家学习都特别努力。

全院学制都是五年，但专业课程我班可能是全校最重的，除去数学、化学、物理、电工、材料、制图等基础课，还有线电通信、无线电通信的两大类别的主要课程，其中微波学是最难的，专业课程有自动元件、电动机、控制电机、脉冲技术、随动系统和信息论、自动调节原理，模拟计算机和数字计算机。

教研室主任熊秉群在操作模拟计算机

当年，师资缺乏，基础课教师有教授、副教授，而专业课老师都是前两年毕业的高班同学，他们到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进修，这些老师非常刻苦，将课程讲的风生水起，大家学的兴趣昂然，比如脉冲信号的数字分析、磁放大器设计、时域与频域的数学转换和系统稳定性设计等，内容较难，但是一旦掌握原理与分析方法，迎刃而解，给我们从事的电信新业务打下坚实基础。

高等数学老师杨绪碧、物理学老师史国均，教研室主任熊秉群是著名数学家熊庆来先生的小儿子，还有周师熊、毛青云、张春茂、许义桢、李怀诚等生气勃勃的年轻老师。我们教学用的模拟计算机就是老师们自己研制的。

课程又多又重，是我们学习紧张的原因，同学们不仅每天晚上都在教室复习和作题，周日多数人也只休息半天，晚上准时开始晚自习。那时学生没有电视看，就是周末操场电影，多数都被放弃。

一个重大收获是实验，几乎每门课程都有多个实验，事先要准备方案上交、制定电路和测试表格，每人或两人一组操作，自己设计、搭建实验环境，实验报告要有测试曲线、表格分析和结论，最复杂的调节原理实验报告要花费20多个学时，精致的实验报告都被老师留下为下届教学参考，这种独立工作、动手操作与思维训练，使我们得到丰富的实际经验，据说我们的人头费用是通信专业的5倍。毕业之后，直接参与国家重点通信项目，多数同学都能够承担课题，胜任工作。

1963年春，在天津微电机厂实习

还有实习，从机床操作、电气组装与测试，到天津微电机厂的课程实习，到空军高射炮兵学校进行炮瞄雷达毕业实习，更是难得的机会，6周实习，不仅学习、了解了新技术与装备，还增添了自动控制系统、防空系统的构成与数据传送组织的知识。

我有幸留在炮校三大队进行3个月的炮瞄雷达毕业设计，满足了我早先的专业心愿，这也是人生的一个奇遇。与另一同学共同完成的雷达仿真发生器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军教学与训练展览，那时我已毕业，高炮部队已入越参加防空作战，我的课题指导教官早已提前出发赴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