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睛和心都朝着高远处的龙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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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和儿子安德烈

1999年，台北市长马英九邀请龙应台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长的时候，她并未当即应允，而是对马市长冷冷地说，你先看看我的书。

像马英九一样，我们也认真地读完了龙应台几乎所有的作品。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如此丰富，如此庞杂，如此深刻，如此天真，如此难以一言说尽的龙应台——在书房里秉笔直书，忧国忧民的龙应台；在讲坛上时而壮怀激烈，时而喁喁细语的龙应台；与友人餐聚时往朋友碟中夹菜的龙应台；初为人母时满心喜悦给孩子喂奶的龙应台；一身运动短装、流连菜场巷尾、像一个青春期的女孩一样兴奋地去买花的龙应台。

“大男人”的龙应台，“小女人”的龙应台，哪个才是真正的龙应台？

母与子

龙应台上着白色开襟绒线衣，下穿黑色绒线裙，一改往日的干练冷峻，显得温婉可亲。22岁的儿子安德烈陪伴在旁，高鼻深目，却有一头黑发，一名典型的欧亚混血青年。这是去年深秋，香港大学图书馆，《亲爱的安德烈》新书新闻发布会现场。

这本书收录的是2004年至2007年间母子俩的通信，这些通信，竟是龙应台“哀求”安德烈“妥协”的结果。

1999年，龙应台应马英九之邀，离开旅居十多年的德国，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长，这时她的两个儿子一个14岁，一个10岁。龙应台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还要面临“议会”、民众、媒体方方面面的压力，白天饱受折磨，晚上回家，只能靠读古书和给孩子打电话来缓解。电话多了，难免热脸碰上冷屁股。“他说‘Oh my god，again！’”

“即使他愿意，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18岁的儿子，已经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他在想什么？他怎么看事情？他在乎什么，不在乎什么？他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做那样做，什么使他尴尬什么使他狂热，我的价值观和他的价值观距离有多远……我一无所知。”

龙应台建议以通信的方式交流两人的思想感情，安德烈同意了，条件是：你不要打那么多电话“骚扰”我。

2003年，马英九连任台北市长，要求龙应台再做一届文化局长，但龙应台却坚辞。她到香港高校教书，重归学者作家生活。2004年5月开始，龙应台与安德烈通过电子邮件有了书信往来。

安德烈给妈妈写信，“你——身为母亲——能不能理解、受不受得了欧洲18岁青年人的生活方式？能，我就老老实实地告诉你：没错，青春岁月，我们的生活信条就是俗语所说的，‘性，药，摇滚乐’。只有伪君子假道学才会否定这个哲学。”

龙应台收信后紧张得要命，“请你告诉我，你信中所说‘性、药、摇滚乐’是现实描述还是抽象隐喻？尽速回信。”

安德烈回信给母亲：“‘性、药、摇滚乐’当然是一个隐喻。我想表达的是，生命有很多种乐趣，所谓‘药’，可以是酒精，可以是足球或者任何让你全心投入、尽情燃烧的东西。……‘摇滚乐’不仅只是音乐，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品味的总体概念：自我解放，不在乎别人的眼光，自由自在地生活，对不可知的敢于探索，对人与人关系的联系加深……MM，你到今天都没法明白：你的儿子不是你的儿子，他是一个完全独立于你的‘别人’！”

安德烈一方面有着年轻人的桀骜，一方面又非常清醒。有一天，他对母亲说，“妈，你要清楚接受一个事实，就是，你有一个极其平庸的儿子。”

“你哪里‘平庸’了？”龙应台说，“‘平庸’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我将来的事业一定比不上你，也比不上爸爸——你们俩都有博士学位。我可能会变成一个很普通的人，有很普通的学历，很普通的职业，不太有钱，也没有名。一个最最平庸的人。”

龙应台后来写信告诉儿子：“对我最重要的，安德烈，不是你有否成就，而是你是否快乐。而在现代的生活架构里，什么样的工作比较可能给你快乐？第一，它给你意义；第二，它给你时间。你的工作是你觉得有意义的，你的工作不绑架你使你成为工作的俘虏，容许你去充分体验生活，你就比较可能是快乐的。至于金钱和名声，哪里是快乐的核心元素呢？假定说，横在你眼前的选择是到华尔街做银行经理或者到动物园做照顾狮子、河马的管理员，而你是一个喜欢动物研究的人，我就完全不认为银行经理比较有成就，或者狮子、河马的管理员‘平庸’。每天为钱的数字起伏而紧张而斗争，很可能不如每天给大象洗澡，给河马刷牙。”

嘉咸街

从九龙半岛的尖沙咀看对面的香港岛，全世界最壮丽的城市景观尽收眼底：一座座璀璨的高楼凭海而起，倚山而上。但深入这些高楼大厦背后几步之遥，就会发现狭窄的街道和巷陌。

这个深秋的周末午后，龙应台一身运动装，像一名高中女生，在充满市井气息的嘉咸街与我们见面。

街道自山腰通往山脚，宽仅容三四人并行，以内地的标准衡量，几乎家家店铺都是占道经营。在这条摩肩接踵的小街上，龙应台穿行于花店、肉铺、菜摊之间，时而与白发苍苍的街坊聊上两句，时而对准旮旯里一只屠宰了的大白猪拍几张照片。

在龙应台看来，嘉咸街这样的处所，是千街一面的香港难得的景观。“往里走，可以看到什么？有人。有人代表什么？有生活。有生活代表什么？代表着有记忆，有感情。有感情，有记忆代表什么？有历史。有历史代表什么？有未来。我告诉你这一条短短的嘉咸街有多少故事的可能。”

龙应台提出，可以改造嘉咸街的地下水、电力系统及消防设施等，但建筑的外部格局不变，要保留它人与人之间相濡以沫的文化生活方式。这样既让里头的居民生活有现代的舒适，同时也保留原来的人文肌理，这正是城市魅力之所在。古香古色又十足现代的欧洲，就是这样保护古城古街的。

但嘉咸街马上就要被拆了，理由是它影响香港市容。龙应台愤愤地说：“香港官员没文化，没眼光。”“人本是散乱的珠子，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条柔弱又强韧的细丝，将珠子串起来成为社会。而公民社会，因为不倚赖皇权或神权来坚固它的底座，因此，文化便是公民社会最重要的黏合剂。”

对人的关怀

龙应台在寸土寸金的香港住着宽敞的海景房，她的新书发布会可以请来林青霞这样的“family friend”捧场。从社会地位看已然跻身社会的高阶，但是，她却没有一点对既得利益的瞻前顾后和高阶层的保守。

平民意识和平民视角，是龙应台心灵的底色。在台北成立龙应台文化基金会，开会时，她要求嘉宾坐两边，民众坐中间。“我知道我所谓的文字的影响力，我倒是一点都不觉得骄傲。作为一个难民的女儿，在台湾的穷苦乡下长大，是最底层最底层的人，我有一个自然而然很深沉的关怀，如果这20年，所有的作品要找一个核心的东西，其实就是这个东西，对人的关怀。”

对话龙应台

人物周刊：家庭对你性格的形成，有什么特殊的影响吗？

龙应台：我父母是1949年的难民，他们突然被连根拔起丢到一个真空的地方，失去了原来的土地，失去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极为重要的社会联络网。因此我从小是在一个孤单、疏离的环境中长大：没有大家族；一班如果有60个孩子，我就是其中惟一的外省孩子。他们在“中心”，我在“边缘”──边缘的位置，我相信，容易使一个人变成观察者。

成年后回头去看才理解早年的经历。小时候到了清明节，班上的59个孩子，跟他们的家人要忙好几天，准备鸡鸭鱼肉各种牲品。到了扫墓，你就会看到那59个孩子都很忙，59个孩子庞大的家族都出现了。而我没什么可以忙，没什么地方可以去，更不会有庞大的家族。小小的我就远远地看着坟场上青烟袅袅，人头攒动，但是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也不明白为何我和他们不一样，这个感觉很特别。

人物周刊：你到了美国之后，思想的改变主要是什么？

龙应台：到美国后，看材料才赫然发现国民党教给我的中国近代史充满谎言。比如国民党在上海的清党，国民党对共产党青年的迫害，是对我的第一个最大的触动。

人物周刊：做知识分子与做官有什么区别？你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曾说，“知识分子只负责提出问题，不负责解决。”

龙应台：在哈佛演讲时，有在场的大陆学者指责我说，你不该批评领导人，你应该提出具体做法，否则就没资格批评。韩愈的《争臣论》里说，“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

官守和言责，是两种不同的岗位。我们所谈的知识分子，是在权力体制以外提出独立看法的人。他可以提出具体可行的方案让主事者参考，但主责是批评。

负“言责”的知识分子和负“官守”的官员不一样的是，作为知识分子比较自由，可以“快意恩仇”些；但作为官员，因为权力在手，可能大有所成，也可能贻害社会，因此必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同时，作为执行者，你当然要求实际的效果，就必须通过各种不同的妥协才能把崇高的理想付诸实践。这种委曲求全与妥协，一步一个脚印的绵密的实践，和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知识分子做官不一定会成功，好官也不见得做得了知识分子。

人物周刊：台北市文化局长任上，你关注较多的是文物古迹的保护。上世纪90年代初，济南曾拆除了一座有80多年历史的非常漂亮的老火车站，理由之一是它是德国人修的，有殖民主义的烙印，你怎么看？

龙应台：台北市核心区有一座台湾银行所属的大楼，日本人建的，我当文化局长以前就被指定为古迹，但是台湾银行想拆除它，建一座新的大楼──那个地皮太贵了。他们到法院申请撤除该建筑的古迹地位，理由是，它是日本殖民者的老营，不是“中华文化”的东西。法院竟然判决他胜诉，准予拆除。

我可慌了。理论上他们当天晚上就可以连夜拆除。我要保护这个古迹的惟一办法就是它被重新认定为古迹，但是这要经过很多程序。我就在当天夜里12点紧急召开了古迹委员会议，得到委员们的支持，在24小时内重新指定它为法定古迹。后来它被保护下来。

而当时文物保护的最高母法，文资法的总则第一条，古迹被保护的先决条件是，该建筑必须“以发扬中华文化为宗旨”。为了避免以后还有这样民族主义的文化判决，我决定提出修改母法，把总则第一条“以发扬中华文化为宗旨”改为“以发扬多元文化为宗旨”。

古迹的保护从来就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未来。因为你做了保存，活着的人得以理解过去。理解过去，是为了让他知道怎么面对未来。所以在我看来保留在台湾的日本人的遗迹，甚至更早以前的荷兰人的遗迹，西班牙人的遗迹，清朝的遗迹，同样重要。这是一种态度：对历史的尊重，对异质文化的包容，是文明很重要的条件。

人物周刊：你没有接受就任台湾“监察委员”的邀请，声称要保留一支独立的笔，你怎么理解作家的独立性？

龙应台：独立性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每件具体的事情出来后，我都要具体去衡量，怎么样才叫独立性。监察独立于行政立法司法，是台湾政治里的一个独立的机构，专门弹劾政府官员的，也可以弹劾“总统”。可后来我发现，它是“合议制”的，就是说，你提出的弹劾，必须得到院内大多数“委员”的同意才有效。相衡之下，我觉得，那个力量还不如我站在写作的岗位上呢，所以婉拒了。

人物周刊：2007年，你就“特别费案”为马英九辩护，在台湾引起很大争议，这篇文章是否有悖于你所鼓吹的“独立的笔”？

龙应台：写这个文章要冒很大的险，因为，非但你马上就会被打击为为某个阵营的，质疑你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其次，司法是否可能被政治利用而转过来“整肃”你。我愿意冒这个险，当然有我的想法。最核心的念头是，马英九因为“特别费”而被判罪，是件不公平的事。因为我知道“特别费”是怎么回事，所以我确定。

当时在我心中的挣扎有两个：第一，我是否应该因为害怕司法机关可能对我的“整肃”而不直言？第二，我是否应该为了保护自己不被挞伐，为了维持自己独立知识分子的“名声”和“形象”而不直言？答案都是否定的。所以就决定写。跟支不支持马英九一点关系都没有。能够承担责任的批判，才是真正的批判。

人物周刊：你的文章引起的争论和误解比较多，你是怎么处理的？

龙应台：我自己心里有一把尺，有一个核心价值，对一个事的是非，我会做很细致的思索。比如我强烈反对陈水扁，我彻底瞧不起陈水扁，但是当施明德宣称要攻进“总统”府， “不是你倒就是我倒”的时候，对我却是挑战──这违反了我对民主的认知。我应该站在哪里？你知道有一个坏蛋，而对这个坏蛋人人皆曰“可杀”的时候，你站在哪里？

我的文章说，我不同意红衫军的做法，因为民主社会不需要“革命”手段，他必须用选票去“推翻”一个可憎的政权。后来，施明德取消了“进攻”之类的说法而改为公民静坐，那是我可以认同的，所以我才到广场去献花，表示支持。

写文章不支持红衫军的时候，我被一边攻击得很惨；去献花的时候，又被另一个阵营的人说，你看你看，她也“投降”了吧。这些对我真的不重要。如果写作要考虑相反立场的两边对我的恨与爱的话，我就不用写了。

人物周刊：有人考察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发现他们都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鲜明的政治立场，比如反抗独裁、关心人权、促进妇女解放，等等。而大陆作家很多都是纯文学的，缺乏对公共问题的关心和政治上的立场，这是不是他们整体形象的一个缺失？

龙应台：首先，我觉得不管是音乐家、画家、科学家、作家，要求应该是一样的，不能只把作家挑出来；第二，他们的首要使命还是在追求专业本身；第三，一个社会要往前发展，往上提升，一定要有相当比例的人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人道关怀、批判的精神和前瞻的能力。如果一个社会所有的精英都只关心自己的专业，对社会关怀的层面没有任何投入的话，那么这个社会不可能进步，甚至可以倒退。

人物周刊：你一直是用小叙述说大问题，一个可能很枯燥的大问题在你那里也显得很生动。有评论说龙应台是在用文学语言谈政治。这种写作风格是如何形成的？

龙应台：我对文字的艺术有个斟酌的过程。在大学时曾经用过“蔚蓝的天空”这个词，朋友问我“蔚蓝”的“蔚”是什么意思，当时我答不出来。他说既然不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为何用它？简单的一个问话，却使我思考语言的本质和艺术，影响一生。

在美国念书，我第一个研究的作家是爱默生，半夜读书，碰到他的一句话，“你的句子应该像从地里挖出来的蒲公英，根很长，粘着泥土，还是湿的”，这句话又给了我深刻的影响：文字，要触摸得到。

另外，我的文字──不管谈什么艰深的问题，总是用贩夫走卒都能听得懂的语言，可能与我的平民意识有关。我不太愿意只和精英对话。我相信，要表达一个思想可是没有文字的魅力，是糟蹋了文字。

人物周刊：你的文章很严肃，很具批判性，总是逼人思索，你在生活中是怎样的？有何种方式可以平衡？

龙应台：如果你看过我的《孩子，你慢慢来》那本书，你大概会知道，生活本身就是平衡。我专职带孩子带了13年。春夏秋冬四季，秋天是带着篮子采苹果，夏天是带孩子到草原采花给野花做标本。给孩子把屎把尿的日子，下雪的半夜里起来给孩子哺乳的日子，孩子发烧彻夜为他用毛巾抹身的日子，我透彻地过过，而且喜欢那过程里的每一分钟。这种生活，对我的抽象思考其实很重要，因为它使我脚不离开泥土，不假装高大。

人物周刊：你满意现在的生活状态吗？

龙应台：喜欢。我香港的家面对大海，早上一起来，第一眼就是那无边无际蓝色的天和海，感觉很幸福。有很大的自己的空间，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欲望。

人物周刊：从镁光灯下的万众瞩目到一个人安静地生活，这种转换，你是怎么去适应的？

龙应台：当我站在舞台中心，灯光亮着，掌声响起的时候，我永远还有一双眼睛从别的地方看过来，看着这一切。所有的演出，都只是演出，都只是一瞬。也就是说，我在最热闹滚滚的场合里，心底深处也是安静的。所以走下舞台进入灯光打不到的地方，一点也不需调适。

人物周刊：你生活中更多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独处或孤独的时间多，还是应酬各种场合的时间多？

龙应台：我对时间非常非常吝啬，时间是不够用的。我把我的时间用来陪伴我年迈的母亲，因为她的时间不多了；我的时间永远优先的是我的儿子，比如和他吃个晚饭；我把我的时间也优先留给我紧密的朋友；我不太愿意把我的时间给公众，除非迫不得已；不愿意把时间给媒体当然是最高原则；连有意义的演讲，我都很吝啬，推掉99.9％，实在是因为，时间太少了。在应酬的场合上──酒会、周年庆、祝寿会、人多的晚宴──很难看见我。

想休息的时候，我就带着相机，整个下午一个人走路，一个人看城市。不是没有寂寞的时候，但是，如果没有好的伴，那还不如寂寞呢。

（摘自2008年第10期《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