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师大教授、博导童庆炳　记者 张榕博/摄

严歌苓

莫言

毕淑敏

刘震云

余华

11月底,继“师兄”余华、莫言之后,严歌苓也从导师童庆炳手上接过聘书,正式受聘北师大。

1988年,北京师范大学试办在职人员“文艺学·文学创作”委托研究生班,莫言、余华、刘震云、迟子建、严歌苓、毕淑敏等近40名青年作家被录取。童庆炳教授正是这个班的导师。他也因此被称为中国文坛“教父”。

名作家是怎样培养出来的?现在的文坛有什么问题?78岁的童庆炳依旧在思索这个问题。（记者 张榕博）　

严歌苓那时经常逃课

齐鲁晚报:您当年的弟子如今回校任教,由名作家继续培养作家。这让人不由想起1988年时,他们共同报名参加的那个文学研究生班。您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吗?

童庆炳:这个班级是鲁迅文学院与北师大研究生院联合创办的。我当时是北师大研究生院的副院长。那时我们跟教育部说得很清楚:这些作家虽然有才华,但是文化程度限定了他们的文化视野,所以需要系统的课程教育,看看人家外国人是怎么写作的,我们的前辈是怎么写作的。

齐鲁晚报:当初是否设置了很严格的招生门槛?

童庆炳:只要是小学毕业,发表过一篇作品的,我们都要。当时我们的想法是入学门槛很低,但是出去的门槛很高。

在当时报名的人中,有一些是很有才华的。其中两个是已经很出名的作家,刘震云和莫言。后来陆续出名的还有余华、毕淑敏、迟子建。严歌苓那时年龄比较小,没有多少印象,她还经常逃课呢,在北京利用学生的身份,忙自己的事情。还有一位辽宁的作家,没有读完就走了。

齐鲁晚报:在这些学员中,您对谁印象最深?

童庆炳:我当时印象最深的,并不是刘震云和莫言,而是毕淑敏。她当时只有一部作品,《昆仑殇》,是一部中篇小说,但我们觉得蛮不错的。余华也是高中毕业,发表过一部作品,当时并不出名。迟子建的文化程度算是比较高了,是一个中等师范学校毕业的小学教师。

齐鲁晚报:当时您觉得他们将来能出名吗?

童庆炳:我觉得这还是一届幼芽,我希望将来有那么十个八个人长成参天大树,成为中国文坛的顶梁柱。现在来看,这个作家班没有白办。

他们知道作品好 却不知道哪里好

齐鲁晚报:在这个研究生班中,您亲自教授了一门从来没有教过的课程,叫《创作美学》。这给您的弟子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尤其是毕淑敏。

童庆炳:毕淑敏是一个好学生,一堂课也不落。她是从部队转业的,基本不了解文学是什么,急于想知道。当时她住在军事博物馆那边,每天早晨六点钟起床,穿过整个西城、东城,来到朝阳区、接近通县的地方来听我的课。莫言对这门课的印象也很深。《创作美学》出版时,他作的序名字叫《轻轻地说》,就是引用那门课里我讲述的俄国作家普宁写的一个故事的名字。

齐鲁晚报:如今他们回忆起来,说当时简直是处于知识“贫血”的状态。您有这种感受吗?

童庆炳:有啊。我会给他们每人的作品进行点评。当时,他们往往知道作品好还是不好,却不知道哪里好。我就给他们讲哪里好,哪里可以更好。比如,莫言的《红高粱》里写道,一泡尿撒到红高粱上面去,酒就酿出来了,变成二十八里香了。我就问他,你怎么解释这样的描写细节?莫言说,童老师,这是真的,尿撒在高粱上是会发酵的。

齐鲁晚报:今天再读这些语句,仍然觉得很有乡土气息,非常有意思。

童庆炳:当时我说不完全是这样。这样传达细节,是中国人文化中的一种习性。就像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华老栓那样,他认为人血馒头可以治病。这写的不是迷信,而是一种文化习俗。作家需要对一种消极的文化习俗进行艺术的描写。相反,你说这是写实的,人家拿去试验一下,没成功,就会说,你这个作家是一个骗子。因此不应该那样解释。

齐鲁晚报:那他们听《创作美学》,能听下去吗?

童庆炳:《创作美学》一共十六讲,一个学期上完。在上这门课之前,我准备得很充足,因为我与他们一样,会用我的创作体会来给他们讲解理论。

搞文学创作 最重要的是要有生活

齐鲁晚报:现在北师大也在开设作家班,请莫言、严歌苓来带学生。有人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作家能通过上课的方式培养出来吗?

童庆炳:这是不行的。搞文学创作,最重要的是作家要有自己的生活,而且要非常熟悉、了解自己的生活。以至于一个故事要在他的心里生长几年、十几年,最终才能写出来。比如莫言,故乡给他留下非常难忘的印象,因为他的童年经验是难忘的,也是他文学创作不竭的源泉。甚至,在报纸上刊登一个外地的事情,他也可以用来写小说,但一定要把这件事情跟高密联系起来。

齐鲁晚报:严歌苓女士没有亲历过南京大屠杀,如何写出《金陵十三钗》这样的作品?

童庆炳:她本来在四川当了八年的兵,全部的青春都在那里度过。她后来怎么什么都能写了呢?这是因为美国衣阿华大学创作班给予她训练。写《金陵十三钗》这个故事,严歌苓要做两样工作,第一个是案头工作,搜集和研读所有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第二项工作是采访,用三个月甚至半年时间,在南京寻找当地的老人或者见证人。采访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最后再加上想象力,作家获得了她缺少的生活。

齐鲁晚报:这就是学习对一名作家的作用?

童庆炳:是啊,一个人的生活毕竟有限,很多事情他看不清楚,也看不明白。采访可以获得更多人的生活,而学习可以赋予他们学者的眼光,读到的东西会更富有深意。

以后会是学者型作家的天下

齐鲁晚报:王蒙有一个观点,他说中国作家需要学者化。

童庆炳:我非常同意王蒙的说法,作家要有知识,有文化,甚至还要懂外语。这一点,王蒙做到了。他不但是作家,还对《红楼梦》、李商隐、老庄有研究,也有成果。

莫言呢,他在获奖之后有一次和我聊天,他说:“我真后悔,可以说是后悔极了。我那时很年轻,还不能理解老师们的话,没听从老师们的劝告,应该好好地学理论,好好地学外语。”

齐鲁晚报:他为什么会有这种体会?

童庆炳:现在,他不断与各国文学家交流。有一次,我们请一位叙利亚裔的法国诗人讲课,讨论文学和人性的问题、文学的阶级性问题。这个问题对于专业教师不算难,但是莫言却没法与那位文学家比肩。对方是法国某大学的教授,多年前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今年又获得了提名。莫言与他对话,不占上风,有些文艺复兴的理论,他都忘了。

齐鲁晚报:我听说,那个会上,您一直在帮莫言解说?

童庆炳:那个会议上,我一直在帮莫言插话,我说莫言的意思是这样的,尽量形成理论的观点,至少是一种说法。因为莫言现在是一个国际级作家了,如果说不出所以然,只能说对对对,也是不行的。

齐鲁晚报:有人评价说,中国的一些作家能够跻身世界文坛是偶然的,是单兵作战。

童庆炳:对,是这么回事。

齐鲁晚报:说回那个80年代的创作班,如今还会给您什么启发吗?

童庆炳:我们的作家应该向着王蒙当初提出的作家学者化方向前进。作家当中,大学毕业的人会越来越多。他们有理论基础、文化和知识的基础,他们对生活的理解会更加透彻。以后是这一拨人的天下,不再是初中生、农民作家的天下了。（张榕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