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来，我的大学生活已经过去了三十三年。说起大学，我的记忆已不再新鲜也不再连续。破碎的记忆散落在那段巨变的历史上，显得那么无足轻重，激起的渺小涟漪也只有当事人能够识别。毕竟，漫长的时间里，无数被感知的事件夜以继日地被不断演绎，形成主观的自我意识。有多少是“是”，有多少是“非”，我自己都无从考证。我也只能就一些碎片用主观的对与错原则来讲述。这些记忆有多大的价值，我不知道，唯希望有读者能够读下去，算是最大的奢望。

转折——

一个背着“特殊”家庭出身的孩子上了大学

有人说历史是上帝安排的一个过程而已，其中包含很多随机事件。就像赌场的赌盘，无论骰子如何转动，结果都是一样，赌徒赔光，庄家通吃。但是，每次骰子的转动都会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改变某些人的活法-我们也可称之命运。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的命运--可预见的上山下乡的命运，被一连串突如其来的事件彻底改变了。

一九七八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发生了两件意义深远的事件：中断十年后，再一次通过高考的方式招收大学生，另外那一年有两届大学生入学；七八年三月份入学的学生是七七级大学生，而我是九月份入学的二十五万七八级大学生之一。

一九七七年的春天，继过去一年里，说毛主席去世了，又说四人帮被抓了，一天，广播里又说要恢复高考了！那个春天被称之为“教育的春天”。在那年的三月，在北京召开了一个教育工作者会议，一位老人改变了中国教育历史轨迹。这个改变也影响到了我的生命。当时，我并不是很懂得高考的意义，那时我不足十五岁。毕竟，经历长期的某种宣传，如“零蛋先生张铁生”和“红卫兵小将黄帅”所传递的革命酵母仍然活跃；尤其是电影《决裂》里歌颂工农兵大学生如何从革命价值观世界观层面完毕资产阶级权威的“马尾巴功能”，那画面至今如此犹新，“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与“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好”口号当时仍然正确。但是，神神秘秘的家长和老师们的议论让我看到一个新的未来：我不用下乡当知青了。在他们眼里，我是幸运的；一个背着“特殊”家庭出身的孩子能够有机会上大学。

阅读校报 照片由讲述者提供

现在想来，也许，这些“大人”根本不存在，这种借助别人的嘴巴来讲述自己的某种感知只是我习惯性的一种演绎方法；从小我就被不断警示要夹紧我的资产阶级“尾巴”，不要有自己的想法，要“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因为“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其实，与很多同龄人一样，小的时候，我无比热爱毛主席，因为他是太阳，是救星，是灯塔；他照亮了世界。偷偷摸摸模仿宣传中的他，冬天洗凉水澡，在闹市读书，虽然像他一样是一种亵渎，但是当时有很多年轻人与我一样，也希望有一天能够继承他的事业：“解放全人类”。可是，在我的内心深处，我知道我有一条危险的“尾巴”。常常怀疑我之所以与那些具有工农兵血统的无产阶级红卫兵小将们不同，因为我有一个“带帽”地主爷爷。他几乎完美的人品和健硕的体魄让我无法想象他会是一个万恶的剥削者。但是他总是负疚地回答我他就是个剥削者。

为了逃避这种特殊的现实背景，我喜欢读书。除了能够记忆一些当年背诵的唐诗宋词，我至今仍然能够记忆几句小学最爱的贺敬之的“革命”诗歌。背地里，我会偷偷阅读家里藏在后院库房没有舍得烧毁的中国名著。再后来就是借阅只文革时期有领导干部才能阅读的“禁书”，央求有革命背景的同学偷他爸爸的书来借阅。想起来仍然非常刺激。这种偷偷摸摸的读书行为练就了我的专注力，记忆能力，同时也认识了很多繁体字。后来，到美国后，在学校工作多年，以及通过观察自己的孩子在美国优秀私立学校的教育过程，我认知到我那种死记硬背的和粗浅的泛泛阅读与背诵是一种低效率的学习手段，没有强调思维训练，尤其是没有思辨思维的举证推理分析归纳过程训练。这无疑是至今我创造力低下的主要原因。

话说回来，自然，由于有大量的阅读，我在学校的学习表现是其他同学无法比拟的。那时，我的外号是“大瓜”。为了夹紧尾巴，我总解释说是因为我当时脑袋大，也许真正的原因是同学们对我渊博的知识的肯定。我对自己的肯定更是在被肯定的数量上加了巨大的权重。是的，这已经成为一种普世的修辞手段，当一个人过于肯定自己，那么表现出来就是骄傲，就是挫折必将到来的信号。

很快，现实就毁掉了我在读书中建立起来的对自我的认知。一九七七年十月，小兴安岭的山城——伊春非常地冷。那天下午五点左右天很黑。我站在学校的操场上，望着一间唯一亮着灯光的教室；不是在幻想着里面上课的情景，而是在舔舐滴血的心灵，去抚平我的愤怒。为什么坐在那间教室里，接受老师的特殊辅导，准备参加一九七七年的高考五位学生中没有我？“由于你的家庭背景，就是成绩够，你也不会被录取”。这个冰冷的答案浇在我刚刚燃烧起来的幸运火焰上，产生残忍的伤痛，发出吱吱的呻吟。我不承认作为地主的后裔，我生来有罪。这种认知尤其是一九七八年五月，《光明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后更为强烈。这篇文章引发了对真理与实践的大讨论，历时近四年时间。

后来，我大学毕业的时候，还写过一篇小“论文”给《光明日报》，讲述如何通过二维，三维坐标的手段评价历史人物的诸多是与非，去取代具有主观对错的人为的三七、四六的评价。当然，我的文章没有被发表，编辑还给了我封让我感动的信。

我是这次大讨论的受益者之一。我，一个具有“地富反坏右”中一员的家庭出身，一个蹦蹦跳跳的十五岁的九年级高中毕业生居然参加了高考；居然被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简称光机学院），精密仪器专业录取。在一九七八年在伊春那么个小山城可谓是凤毛麟角；上大学给我原本灰暗的未来带来了新的希望。我有过喜悦时刻，我过感恩的时刻。但，当我看到祖父激动的眼泪。那串中国老农民的眼泪，我充满迷惑与疑问：“如果我上大学是一种恩惠，那么什么才是属于我的命运？”

记忆中，我的祖父善待别人，以德报怨乡亲。记得一年年根，俩位分得他土地的乡亲没了办法，“进山”找他这位老东家周济。他仍然是把家里最好的肉、豆包、冻豆腐、和粉条装进麻袋，买好回程的票，一并送上火车。告诉他们，实在无法像从前那样请他们坐上热炕头喝一盅，对不住了。二零一四年，远亲到绥化沙家窝棚，提起我的祖父曾祖父，人们仍然是赞不绝口。我想我有生之年，会去那里寻找家族的价值观的源泉；找回家族的精神。